张骞不仅开辟了贯通东西的绿洲丝绸之路，也与西南丝绸之路的开辟息息相关。西南丝绸之路连通古缅甸、古印度等古国，也被称为永昌丝绸之路。两条丝绸之路的开辟为汉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，这为扩展疆域、保障民生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。没有丝绸之路的助力，汉朝或许无法达到如此强盛的地步，汉武帝也可能因不断发动战争而使得大汉帝国付出惨重代价。丝绸之路，的确是汉朝繁荣的重要支柱，功绩影响深远。
然而，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功劳完全与丝绸之路的作用画等号，未免过于局限。事实上，这一历史事件还蕴含着更深远的影响。最为深刻的影响之一，就是它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天下观。古代中国的东部面朝大海，西部则是辽阔的大陆，然而这种广阔的西部，往往被崇山峻岭和自然险阻所隔绝。古人认为东部的五山神圣而神秘，而西部的霍山和昆仑山是神话的中心，西王母的传说就源于此。在大多数古代人眼中，东至东南沿海，西至西域，都是飘渺的传说，充满了未知和神秘。
张骞出使西域，不仅为西域这一概念带来了现实的物理空间，也在不断地开拓和开发中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华夏认知的核心。西王母的神话传说逐渐淡化，神话中的西域被具体化，人们开始以现实的态度去认识和对待西域。在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，司马迁有意去除神话色彩，将西域的描述从神话中剥离，结束了那个时代对西域的迷信和幻想。这个过程中，华夏民族逐步形成了自信而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，这种观念通过多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得到强化。张骞的出使，一方面让人类的力量超越了神话的局限，另一方面也为华夏民族的自信奠定了基础。
然而，张骞的出使西域不仅仅带来了民族自信，也间接让中国错失了对世界的深刻认知。虽然民族自信有其积极的一面，但它也为后来的故步自封埋下了隐患。总的来说，一个民族自信的世界观对于国家的强盛有着积极作用，正因如此，古代中国才得以屹立千年，纵使经历五胡乱华和近代的屈辱，依然能够实现复兴。
对于张骞的评价，在后世始终呈现出积极的趋势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称张骞为“凿空西域”，这一评价将张骞的历史功绩定格为不可超越的里程碑。即便是郑和七下西洋，也在张骞面前稍显逊色。后人对于张骞的评判，有褒有贬，各自有理。但在我看来，司马迁的评价最为客观公正。虽然他肯定张骞的历史贡献，也同时指出张骞在迎合君主、引发战争方面的责任，导致了国家的资源浪费和民众的痛苦。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也确实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，直到晚年他才发布轮台罪己诏，对自己的过错进行反思。
尽管司马迁对于张骞做出了平衡的评价，但他对历史局限性的看法仍不可避免。无论是关注民生还是批评穷兵黩武，最终都还是站在维护西汉王朝统治的立场上。这使得他未能全面认识到张骞出使西域对华夏民族的长远影响。张骞的出使不仅开辟了丝绸之路，更激发了华夏民族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，推动了商贸、文化、科技的交流与发展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，成就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汉朝帝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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